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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admin 日期:2018-5-3 点击率:850
“经”何以成为经典:儒学的政治、宗教与教化


本文摘自《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作者任剑涛,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这部具有古今对比、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野的著作,展现出一种较为通达的论述景象:既展现了儒学与社会互动的大场景,也呈现出学思人物的所得所失,更呈现出古今中西积极互动可能具有的儒学发展前景。就此将现代儒学的宏大场景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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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封面可跳转至购买链接)

《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

任剑涛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2004年,以编辑《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为契机,一直以复兴“儒教中国”为职志的蒋庆再次直白地申述了他编辑是书的强烈价值意图。“宝中寻宝,寻往圣之至道;金里拣金,应今世之时变。”(胡晓明编:《读经:启蒙还是蒙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页。)承续作为“圣学”的儒家经典传统,应对现代变迁的当下挑战,正是蒋庆编辑旨在影响后代的经典读本的明确思想。这种应对现代挑战的价值选择,并不是一个新的取向,而是一个近代以来秉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反应方式。


只是,蒋庆的这种反应,具有了一个新的社会背景条件:真正显示西方现代文化结构的力量感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扎下根来,西方文化原来仅仅在政治的层面与文化的层面挑战中国的状况,实实在在地成为依靠它现实的经济力量,从中国人生存的哲学理念上刺激中国人的价值神经。应对这种挑战,显然中国人有点手忙脚乱——既要首先对接已然断裂的传统,才有古典资源去抗衡西方的挑战。又要因应现实,建构现代论说,才能拒斥西方的现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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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当代儒学家。


“读经”,确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含义。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诵读经典而已。就读经的历史脉络来看,在中国古代的时限范围内,“经”不是一般的文化典籍。从经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上讲,经已经不是仅仅携带文化信息的典籍,而是足以让乱臣贼子惧的镇治人心、维护秩序的典册。这从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方面,经的起源,具有某种神圣性。它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亲自删定而成。孔子手定六书,不仅仅是整理古典文献而已,他确实想在古典中挖掘将天下从“无道”改变为“有道”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因此,这种整理古典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寻找重新建构统治秩序的历史源泉。这对于后起的一切思想家、乃至于政治家都有一种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一旦经孔子亲订的六书在汉代被确立为“独尊”的地位以后,它对于政治运作的设计进路、对于政治操作的实际影响,就不是其他古代经典所可以媲美的。就前者讲,一部中国中古思想史,就是诠释、注解和阐发这些经典的历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对于经具有的话语霸权的最佳形容。就后者讲,当汉代统治者采纳了思想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之后,经就直接成为统治的工具。“立于学官”使得儒家的经具有了其他各家经典绝对不能期望具有的政治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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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据以作用的外部条件上讲,在学科分类视角分析,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凸显了经的特殊思想地位,将儒家的“经”摆在了一个只能以崇敬的心情对待的高位。在政治的控制状态视角分析,经直接成为统治的方略。“历史表明,自从儒术独尊以后,中世纪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便以学随术为主导取向。官方表彰的经传研究,总在追随权力取向,论证经义具有实践品格,所谓通经致用。但通经标榜的是阐明孔子的基本教义,所据经传又充斥着关于历史的矛盾陈述,要使其化作粉饰或辩护现行的‘君人南面之术’的信条,需要不断重新诠释并在‘致用’上出现歧见与冲突,当然必不可免。”(朱维诤:《中国经学史十讲》,第3页。)可见,经学实际上就是思想与权力纠缠的“学问”。


儒家经典如何演变为“经”,“经”又如何演变为制约中国人思想与行动的戒条的呢?从儒家经典的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具有与古典政治内在契合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是先秦“百家争鸣”其他诸家都缺少的。这些因素聚集起来讲,就是儒家着意处理的思想主题为如何可以保障统治秩序的思想路线与操作方式。


在道家,未尝没有处理相关主题,但是处理的思路是反社会、反文化的。在法家,也都处理了这样的思想主题,但是却走上了不择手段维护统治的路径。其他诸家的思想路径,不是太过乌托邦(如墨家)、就是太过技巧化(如纵横家)或是太过实在(如农家)。只有儒家,既将统治的政治逻辑演算得合乎伦理,又将伦理的实践理智演算得有利于统治。前者保证了经的诠释是“唯上”的,因为“御纂”、“钦定”的解经方式决定了这一点;后者保证了经的诠释是“唯书”的,因为引经据典、“我注六经”的思路注定了这一点。(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第7页。)这种相得益彰的思想建构确实不是先秦其他各家所具有过的。这是先秦诸家中儒家独具的思想性格。经过中古时期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博弈和政治较量,终于在宋明理学的思想建构中获得完善的思想结构。即使到了近代,儒家的“经”的权威也在经学的思想形式中获得了历史反刍的机遇。“经”竟然在近代同时成为为变革辩护和拒斥变革的思想源泉。(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25页。)这也是经学历史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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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像


儒家之经,确实具有将政治与教化高度融合的特征。在政治一端,儒家后来聚成的十三经,大致都在限制政治人物的德行修养上做思想文章。在教化的一端,儒家的经都具有伸张德性教化的秩序保障功能的特质。如果说孔子开辟了“叩其两端(政治与教化)、执两用中(政治与教化相契合)”的思想道路,那么孟子经过恻隐之心的极端道德处境中抉择的论证,突出了其中伦理选择的绝对重要性。当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的方式将儒家之“经”要求的兼治政治与教化的巧妙设计透入到中国高层政治生活之后,儒家之“经”的思想与政治特性就高度融会起来,真正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参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第六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宋明理学借助道学与佛学的精致思想架构,既将身心性命之学上达于天,又将日用人伦下达于愚夫愚妇日常生活之中。朱熹《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考试读本之后,儒家之经就完全具有了从理念到制度,再到日常生活的完整建构。(孙长江:《经学与中国文化》,载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联书店,1988,第235页。)


当然要指出,儒家之演变为儒教,儒教对于政治与教化的结合,绝对是具有自己特质的思想建构。儒教既没有理念宗教的神学界面,也没有仪轨宗教的制度界面、更没有生活宗教的日常安排。在这个意义上,儒教仅仅只能被称为教化“宗教”。蒋庆经由读经而试图凸显出来的儒教,其实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仿照西方的宗教形态重构儒家的结果。从仪轨宗教的界面上看,儒家从来没有一套直接约束政治运作的宗教性制度,儒家从来没有基于“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对应性设计,并使得人间事务一定要依循上帝旨意来裁断。至于日常生活的儒家,通常则显示为对于日用人伦的看重,而不会将日常生活纳入一套宗教的行动法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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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


在这里,儒家至少有两个思想特点是需要强调的:其一,儒家的政教协合之内在的构成要素不是政治与宗教,而是政治与道德。其二,儒家的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关系,不是合一的关系建构,而是协合的关系处置。不是基于这样的定位,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儒家自己认为它的理念未尝在天下全面推行过?(“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熹:《朱子文集》卷26,《答陈同甫书》。)不确认儒家这样的思想特质,实际上就无法将儒家的东西归于儒家,终究是在近代的比较文化视角,将儒家直接装点为论者所需要的“现代”思想形式。


就蒋庆对于儒家经典权威在价值(信仰)层面与事实(政治)层面的同时强调来讲,他确实抓住了儒家传统的精髓。但问题在于,在现代处境中的儒家,能否或者有必要继续延续这种神圣与世俗通吃的思想进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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