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文艺评论彰显价值和力量
11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在浙江海宁举办。图为论坛现场
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参会嘉宾合影
开幕式现场
于危机中育新机 在变局中开新局
——第六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浙江海宁峰会综述
第六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日前在浙江海宁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浙江省文联主办，以“ ‘非常时期’文艺的价值和力量”为主题。在11月27日至29日为期3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和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与青年文艺评论家一起，结合各艺术门类在非常时期创作与传播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围绕“文化自信、中国力量、网络媒介、行业发展”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董耀鹏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葛学斌，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陈瑶，以及吕伟刚、祝亚伟、彭宽、朱建军等有关负责人和路侃、朱以撒、张德祥、李树峰、陈履生、尹力等业内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活动。
董耀鹏在讲话中指出，在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包括文艺评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受了一次罕见的时代大考、压力测试、能力考验，大家迅速响应、积极应对，以“艺”战“疫” 、同心抗疫，为抗疫斗争胜利贡献了文艺的智慧、文艺的力量。非常时期文艺创作和实践体现出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非常时期文艺没有缺席、没有失语，充分彰显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二是生动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充分展现了文艺的家国情怀和强大精神力量；三是发挥娱乐认知教育功能，充分体现了文艺的人文关怀和柔性作用；四是网络聚合在线文艺，充分拓展了文艺创作传播的新模式、新平台、新途径、新空间。他希望，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要找准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站位，做好文艺的掌灯人；要把握文艺评论正确方向，坚持专业性和权威性相统一，打磨好文艺评论这把利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创作，提高审美，擦亮文艺评论这面镜子；要发扬文艺批评精神，发挥文艺良药的作用，以崇高的使命感、深邃的历史感、强烈的责任感，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展时代之风貌、引时代之风气，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开幕式由徐粤春主持，葛学斌和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代表主承办方分别致辞。
徐粤春介绍， “西湖论坛”从2015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在业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每一届都在前几届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和创新。疫情给整个文艺生态带来了冲击，从创作、生产到表演、传播，包括教育、评论，这既是危机和风口，同时可能也是契机。本届论坛聚焦“ ‘非常时期’文艺的价值和力量” ，从不同艺术领域的角度来探讨行业发展的问题、策略与趋势，就是希望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文艺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更好地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葛学斌表示，浙江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文艺评论工作，对办好“西湖论坛”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重视和大力的支持，也希望通过借势借力，进一步加强评论力量培育，提高文艺评论水平，更好地服务文艺创作和文艺繁荣。希望我们营造好的氛围和土壤，能够让人才辈出，能够让品牌价值不断提升，能够让活动越来越有吸引力、有关注度、有可持续性。
论坛包括“ ‘非常时期’文艺的价值和力量”主题论坛、聚焦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的名家圆桌论坛和“网络文艺的中国力量”主论坛。其中，主题论坛由徐粤春主持，张国涛、郑荣健、孙佳山、高初分别作了交流分享。在名家圆桌论坛中，禹建湘、刘旭东、盘剑、彭宽、鲍楠代表网络文艺嘉宾，朱以撒、李树峰、陈履生、宋靖、刘加民代表造型艺术嘉宾，尹力、孙媛媛、喻荣军、谢柏梁、王瑜瑜代表舞台艺术嘉宾，路侃、张德祥、胡建礼代表视听艺术嘉宾分别进行了交流与研讨。主论坛先后由周由强和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沈勇主持，司若、齐青、许苗苗、李立、赵宜、夏烈、王犁、汪素芳、郑永为、陶庆梅、颜全毅、丁莉丽、林玮、盖琪等分别发言，围绕主题和各自关注的领域进行了思想碰撞和观念交锋。
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说，近年来海宁市出台了名家名品奖励政策等一系列促进文艺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激发了文艺家的创作热情，本届“西湖论坛”在海宁举办，必将有效开拓海宁文艺事业发展的思路和眼界。
“西湖论坛”是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倡议下，经中国文联批准，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浙江省文联共同创办的重要文艺评论平台，自2015年创办以来，此前已成功举办五届，受到社会广泛好评。本届论坛由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浙江）基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海宁市委宣传部、海宁市文联承办。
“行业发展趋势与问题”名家圆桌论坛
发言摘登
网络文艺
■禹建湘（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的本体论研究。观察网络文学从玄幻到现实的趋势，探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的原因和意义，指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作家创作机制的变化，辨析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表征，从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中提炼出新的批评原则与方法等。二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的外部机制研究。政府相关部门倡导、文学网站自我约束、“增强现实”技术发展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网络文学走向观照现实之路。三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的产业链发展研究。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基于付费阅读和产业链开发为文学网站和网络写手带来丰厚回报所催发的。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写作为电视剧、电影改编、网络游戏等产业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网络文学已实现了全方位、多终端的全版权开发运营模式。
■刘旭东（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晋江文学城）总裁）
网文平台应该做“森林”而不是做“农场” 。发表在晋江文学城而被改编成影视及动画的作品，今年前11个月就已播出26部，相当于每两周播1部，这个数据在网文平台中应该是处于前列的。取得这样的成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晋江平台注重作品题材的多样性。
文学艺术的多样化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平台如果急功近利，只开发热门题材的作品，会造成作品同质化严重，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影响长远效益。就好像农场，只种植几种作物，得到的仅仅是缺乏美感的饱腹之物，当这种作物的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农场还会亏损、倒闭。而做森林，则可以为多个物种提供生存空间，多物种的杂交糅合又能产生新物种，成为未来的增长点。虽然做森林短期经济效益可能差一点，但是长期看，还是有前景的。
■盘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给动画带来了一次重要的机遇，推动动画完成了转型升级：一是提高了动画的创作定位。一直以来中国动画都偏低幼，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动画都是“小儿科”的东西，不仅主要面向儿童观众，而且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也都比较幼稚。而网络动画一开始就是成人化的，因为网民主要是成人，动画进入网络传播或互联网化之后，必须提高其观众定位才能满足网民的娱乐、审美需求。二是随着观众定位的提高，动画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都相应地脱离了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因为作为成人的网民有其成熟的审美观，从某种意义来说，当动画进入互联网后，被成年网民“倒逼”着提高了质量，例如《全职高手》 《罗小黑战记》 《武庚纪》 《斗罗大陆》 《魔道祖师》等众多网络动画作品以远高于电视动画片和大多数动画电影的制作质量，以及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了网民关注、认可和追捧。
■彭宽（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副主任）
非常时期，网络文艺当有非常发展。2020年，疫情及其后的常态化防控，催化文艺与互联网的融合进入高光时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对于加速融合的传统文艺和网络文艺而言，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更加清晰，也形成了网络文艺品质提升、生态优化的环境、条件和重大契机。从野蛮生长到精品化生产，从粗放模式到高质量发展，网络文艺在提升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实现整体跃升中，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其艺术形态、审美特质、创作理念等都需在理论上、学术上进一步探索，以与其实践的迅猛发展相匹配、相促进。
■鲍楠（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视听一处编辑）
2020年网络剧在作品内容、形态、传播、运营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变化，一是不再简单地消费IP；二是思想性、社会性、现实感有明显突破；三是涌现出不少12集的网络短剧，呈现出短、精、新趋势。从今年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近两年，影视行业在经历深刻调整，比如抑制高价片酬、反对“注水” 、热钱出走等。但是具体到网络剧这种起步不过六七年的品类，我觉得在这些调整之上，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发展主线，就是网络剧终于走上严肃创作、追求品质的良性发展道路。综合政策、市场、行业主体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对未来几年网络剧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仍然非常有信心。
舞台艺术
■尹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杂协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新世纪以来，杂技艺术实现了国内外的共通、互融发展。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国内三大国际杂技节赛在世界享有盛誉，专业杂技马戏场馆的座位数稳居世界第一，国际魔术交流频繁，中国节目获得了国际重大杂技赛场的绝大多数奖项，中国杂技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在杂技创作方面，与西方新杂技、新马戏的崛起相对应，中国杂技顺应时代需要不断进步，中国杂技剧的诞生与发展成为艺术舞台上最突出的现象，不仅创作手法日趋成熟，创作题材也正由虚构走向现实。2019年，杂技剧已经全面纳入了国家级专业杂技节赛。杂技也是中国文化出口演艺产品中最重要的力量，今年受疫情影响，杂技海外商演全面停滞，全新的“内循环”格局已经开启。目前，全国杂技作品正大规模进入国内剧场和院线开展全国巡演。相较于杂技行业的高速发展，杂技的研究和教育却是薄弱的一环，加强杂技理论和评论、科学对接杂技教育、建立完整学科体系是夯实杂技事业根基、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任务。
■孙媛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对于舞台艺术而言，疫情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舞台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我们所说的舞台一般指剧场化的舞台，现在对于舞台艺术来讲，“舞台”的内涵和形式更加多元了。随着网络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及推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自媒体，于此而言每个人的智能设备就是一个舞台。疫情期间，我参加中国文联方舱文艺时间的直播公益课，一节课的点击量超过80万次，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和想象。当然，任何一个时期，舞台都只是展示艺术的载体和平台。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艺术和观众，不管是剧院剧场，还是网络空间剧场，抑或是个人直播间，都可以成为多彩的舞台。我们表演艺术工作者需要主动及时更新观念，树立强烈的网络意识，尽快接受和适应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舞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喻荣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国家一级编剧）
人类每次经历过的大灾大难都给了人们思考和创作的机会，这是灾难带给人类伤痛之后的意义所在，也是此类题材文艺作品存在的价值。这次发生的疫情是时代的痛感，是每一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痛苦。疫情期间的感受和沉淀下来之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是创作的起点，却不是创作本身，疫情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人们创作的过程却是主观的，时间过去了再去描述苦难，相信人们也不乐意看到。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高在哪里？就是对于生活的再创造，从而提炼出更为深刻的意义给人以启迪与思考。
■谢柏樑（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授）
抗疫题材主题戏剧，贯穿古今中外，是人类社会对抗瘟疫的生动演绎与舞台呈现。2020年以来的各种抗疫戏剧，约有百种以上，仅文旅部遴选的相关剧目就有34部。诸如《青春逆行》《因为有你》《战疫·2020》 《热干面之味》《护士日记》《疫·春》等，都不乏感人之处。假以时日，这批戏经过修改提升之后，必有佳作传世。民国时期樊粹庭先生的《麻风女》，写一对男女的真情美意。这个戏写出人类在对抗传染病的同时，彰显出相濡以沫的真情和境界。
中国的抗疫题材可以追溯到屈原“魂兮归来”的瘟疫规避，包括杜甫“江南多瘴疬”的说法，柳宗元、韩愈也多次提到过瘴疠恐惧的话题。人类一直与疫情相伴。 《俄狄浦斯王》第一层是追究谁是杀父娶母的凶手，第二层就是追究是谁造成了忒拜城里面不息的瘟疫。该戏已经成为抗疫戏剧中永恒的经典。
抗疫戏剧与文学是人类抗疫史上庄严的声部和悲怆的史诗。面对人类的灾难和疫情的施虐，我们能够创作出多少严肃的、认真的，能够有流传价值和经典意义的作品，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沉甸甸的责任。
■王瑜瑜（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副主编、副研究员）
2020年，中国戏曲经历了困难和挑战，但戏曲人值得尊重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戏曲作为一种积淀深厚、绵延生长的艺术样式，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疫情期间，老、中、青三代戏曲人纷纷通过自己的创作鼓舞斗志，致敬英雄，传承经典。“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中，一系列来自基层的戏曲作品值得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戏创作已经成为中国戏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传承戏曲艺术的过程中，中国戏曲人始终珍视传统，发掘传统，比如江苏昆山举行的“百戏盛典”集中展示了我国现存的348个剧种，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戏曲在城市和乡村拥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文化景观，城市中创作演出的丰富性、多元性探索着中国戏曲在当代发展的无限可能，独特的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数量庞大的观众群体则让广大乡村成为中国戏曲重要的“生态涵养区” ，二者的对话、沟通、互动在网络时代拥有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多的可能，应成为当代戏曲人关注的重要对象。
视听艺术
■路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文艺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是复杂多样的。在非常时期，文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突出的价值和社会作用，值得我们把握，对文艺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发展会有所启示：一是激励性。在社会非常时期，文艺的精神激励性、抚慰性、引领性往往更加突出，起到动员与凝聚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二是参与性。文艺在社会非常时期或大变革时期，有更突出的记录生活、推动生活的作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是创造性。非常时期或大变革时期能够激发文艺的创作激情和创造力。四是全民性。在非常时期，文艺的全民参与和创造往往更加活跃，情感动力外化为文艺和文化抒发，对专业文艺、对社会有积极的促进，促进文化创造，也促进人的团结。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把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开放、共享等要义与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争取创造文艺在变化格局中的新发展。
■张德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艺术学科分类，不宜过细，在一些方面还要综合考量，尤其是现在，做文艺评论工作必须综合考虑行业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宏观一些，对这个趋势才能够把握得更准确一些。有的时候用显微镜来看，有的时候用望远镜来看，这两个镜子都要有，要微观，更要宏观。
文化强国的标志是文化的影响力，你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才有文化和价值的引领。中国影视也要有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大循环、双循环中能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就逐渐具有了影响力。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强弱，一方面是看媒体影响力，另一方面就是看电影的影响力。建设文化强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打造影视的世界影响力。
■胡建礼（ “影视风向标”创始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非常时期”电影行业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网络电影崛起，流媒体影响力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二是线上线下结合，观众多元化观影模式将成行业发展趋势。三是电影院面临优胜劣汰整合，独立中小制片公司依然活跃。
非常时期全球电影产业面临问题，从短期来看，全球一成左右影院或将永久关闭，电影产业尤其是影院行业恢复元气需要很长时间。美国和欧洲疫情仍然严重，很多影片的拍摄制作周期受到疫情影响。明年全球各大电影节奖项评选，可能也将面临“无米之炊”或者选片困难的尴尬局面。从长期来看，电影产业面临以网飞和中国三大视频网站为主的流媒体和以Tik ? tok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强烈冲击，面临年轻观众对电影兴趣衰减的窘境。好莱坞大片面临对漫威和DC等超级英雄IP过于依赖，从而导致的创新力不足、过于依赖视觉特效手段的问题。疫情冲击之后，电影行业可能将更加呈现出强者恒强的寡头格局。
造型艺术
■朱以撒（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疫情的到来让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按下了暂停键。书法艺术和社会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书法家的表现方式最常用的是书法展览、笔会、研讨会、书法进万家书写活动等，也因为疫情而暂时停止。
活动暂时停止并不等于书法家的阅读、思考与创作停止。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次化危为机的机会，有利于艺术家对艺术使命和担当的思考。思考一些与生命、死亡、存在、发展、现在、将来等相关问题，得到一些精神上、感觉上的调整。
非常时期非常作为，关键还在于书法家自身。尽管书法艺术秉承古人的书写，可谓传统之至，但是书法艺术同样可以在非常时期显示出书法家的作为和力量。
■李树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在摄影实现大众化、日常化之后，这个世界分成了三个部分：一是现实世界，二是传统的文字和话语体系中的世界，三是影子世界。三个平行世界相互作用和影响，关系非常复杂。影像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着记忆，也影响现实意识。影像与语言、文字互为语境，图像可证史，也可以乱史。
人类社会以加速度的形式进化，人类在越来越快的变迁里会加速失忆。如何梳理过去，留住现存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影像与语言文字双重叙事中的对抗和融合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艺术问题，是思想逻辑问题。
如何用影像和摄影的方式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作为摄影理论工作者要加以深入研究的。我们要把祖国的山河之美、人民之善加以重点呈现和挖掘，要深入反映社会进步的需要，找到文化母体，在自然与人类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寻找文化基因，为人类多样化共存、文明互鉴提供资源。我们要用光的力量，更深地切入物性，在科技与艺术的视域融合中，在物性与艺术性之间作出创新探索。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主流创作依附于国家平台，在国家重大主题创作工作以及全国美展制度的导引下，围绕工程的创作越来越趋向风格语言的类同化；创作工程的题材规划，以及全国美展创作的与时俱变的即时性，都表现出了主流的特色。因为“创作” ，越来越多的参考图像（照片）成为常态的创作手段。因此，创作远离现实生活，作品表现为生活基础薄弱、情感浅淡。非主流化创作的个人表达，在个人化的范围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需求，但风格趋同也呈现出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商业和市场的影响下，反映出受其左右的连带关系。此外，基层美术的创造越来越边缘化，足不出乡里。随着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绘画、染织、剪纸、泥塑等等民间艺术将成为文化记忆。
■宋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唯有在精神上能够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里屹立不倒、勇立潮头。作为一个摄影界的一员和高校的摄影教师，这次抗疫让我对摄影艺术的现实与未来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摄影诞生的200多年历史中，可以说摄影人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重大事件。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主流媒体派往一线的记者是比较多的，特别是400多名新闻战线的摄影人主动请缨奔赴武汉，对前方进行了全方位的摄影报道，用铁的事实驳斥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造谣言论。除了采用常规的新闻报道、现场记录形式之外，还极大拓展了摄影新的造型形式，就是以肖像摄影为载体，为抗疫英雄、抗疫民众造像，如“为天使造像，为英雄铸魂”“最美逆行者”等系列摄影报道，很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更好地推进相关公益活动提供了重要宣传支持。同时，各方面也积极地推进各种线上展览，让我们看到了摄影人的责任与担当。这些经验，留给我三点思考，即摄影如何进行艺术呈现、如何服务社会以及如何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更好地拓展摄影艺术的传播。
■刘加民（中国民协志愿服务处处长）
今年上半年，我在整理研究延安抗战文艺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了当下的抗疫文艺。
抗日战争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战争，我们的抗疫斗争也是全民参与的战争。抗战文艺是怎么样的？又如何来启发我们眼下的抗疫文艺呢？从文艺史上看，当时我们党领导的战时文艺从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到文艺组织、文艺活动，可以说无不围绕着“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而展开。在抗战时期的延安，还出现过非常有名的街头诗运动，把诗歌发表的阵地转移到墙上街头。这很鲜明地反映出了非常时期文艺的特质和功能。进入到和平时期，国内外重大的矛盾冲突不再突出，一些文艺创作逐渐倾向于娱乐化、审美化，形式上精雕细琢，炫技的成分多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东西少一些，成为了一种“平常的文艺”。
从2019年底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疫情，也在文艺表达上经历了一些讨论甚至碰撞。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从以往经验中获取滋养，让文艺更好地服务当下，借“非常”淬炼“平常”。
“‘非常时期’文艺的价值和力量”主题论坛
发言摘登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疫情期间，与电影彻底陷入“冰封”不同，全国广播电视一度步入“小阳春” ，收听收视率高企。抗疫特别节目、综艺晚会、季播节目等表现优异。网络视听创作与传播更是可圈可点，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纪录片高频次点播，彰显出网络视听近年来引人注目的进展与成就。无论是广播电视作品，还是网络视听作品，都为疫情期间全社会的精神振奋、人心温暖、焦虑纾解、心理调适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全国从上到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影视内容生产与传播、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诸多政策，为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之后中国影视产业的快速复苏，并在世界保持领先态势提供了坚实保障。
◆郑荣健（中国艺术报新闻部记者）
疫情突如其来，各艺术门类都受到了冲击，以现场实体演出为主要特征的舞台艺术尤其如此。这无疑是演艺行业的一次大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舞台艺术领域为行业纾困所进行的一系列夯实续航基础、拓展线上业务、投身相关创作等作为，积极以艺战“疫” 。它未尝不是一个发现问题、破解问题、重建和完善生态的契机，一次进行美学调整、人文价值沉淀的潜蛰思考期。
从行业周期看，过度追求奢华包装而本体缺失的作品难以为继， IP优势不明显、衍生线过短和相对单一的演艺运营策略致使行业续航能力比较有限，基层演出团体“小而弱”带来无序竞争的内耗，在疫情倒逼下必将迎来转轨换档、转型升级；而以降低成本为考量的创作也可能引发一轮有关美学风格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抗疫所积累的丰富素材、所焕发的精神光辉、所沉淀的人文价值，或将引起创作界更深入的思考，拨开以往某些创作的浮躁、肤浅和套路，找到更能反映人类共同命运的角度、方式和共情。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疫情下，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愈加显著，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形态，尽管水准依然相对稳定，但也暴露出传播范围、覆盖面和影响力有限的突出症结。
直播、短视频，这些媒介迭代周期下的新兴文化现象，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等、通俗的视角，相较而言更加接地气儿，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更加有真实的代入感。在疫情期间，直播、短视频同样很好地起到了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主流文化效果。
以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这一轮媒介迭代周期的中国经验，正走在全世界的前列，相关的文化治理、社会治理课题，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总体进程和即将到来的5 G时代，都具有长期的、普遍性的示范意义。
我们期待直播、短视频行业在疫情之后，尽快完成全行业的转型升级，在我国主流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媒介角色，发挥更为积极的媒介作用。
◆高初（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
2020年是具有特别意味的转折之年，使得我们对于艺术产生的能量及艺术家的使命有新的思考。我想从几则艺术史旧闻来回应这一话题。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武汉，当半个中国的难民途经这个炮火中的城市向后方逃避战乱时，在从绝望转入坚定的战争中，数以千计的艺术家们发挥着巨大的能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歌咏大游行。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内战时期的摄影，敢死队冲锋前，需要拍摄一张照片留念，这张胶片冲印出来时，他们极少有机会能够看到；而且在物资极度稀缺的战时，很可能相机里并没有胶卷，但拍摄仪式的神圣性有时大于传统意义上作为艺术史核心的艺术作品和创作者。我们突然发现，包括在这次疫情期间摄影家们在一线的创作，都让我们不仅走进现场、得到知识，也得到了打开历史、打开生命的机会。
“网络文艺的中国力量”主论坛
发言摘登
◆司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Vlog是一种记录日常生活的短视频形式。作为网络视频的新形式，Vlog推动了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形式的创新。面对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创新的新闻报道与纪录片，其中包括了运用Vlog形式完成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作品，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我们对央视新闻“武汉Vlog”系列报道和央视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进行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发现它们通过不同身份的生产者和互动者对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呈现，以多角度总体呈现了正向情绪，为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提供了更直观的视角。
◆齐青（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对流动性的限制促进了本已存在的网上观影方式，也扩大了受众规模。与此同时，互联网发行电影的方式在内容提供方面也为网上观影提供了动力。在阿里影业、腾讯视频、爱奇艺等互联网公司投资影视制作和发行的背景下，产生出许多新的运作方式，比如电影与网剧套拍，线上线下同步发行，或是专门为小屏幕打造的电影等。如果有合适的收费标准和加密措施，线上线下同步发行会自动分流观众，引发更广泛的互动，线上观看过的部分受众会再进院线成为传统的电影观众。从人性化的立场而言，不方便进入电影院和有互联网观影习惯的受众可以在合理付费的情况下，享有与院线观众同步观影的权益，这也许对电影行业是一次变革。在观众逐渐关注流媒体、依赖小屏幕的情况下，疫情加速了电影从“银幕美学”到“屏幕美学”的演进。
◆许苗苗（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教授）
2020年在线文娱消费需求的激增、行业内部付费免费经营模式的争夺、非常时期精神产品所担负的宣传职责等，对于网络文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本年度网络文学领域，不同类型作家均有抗疫主题创作。正面抗疫类网文中，《逆行者》《情疫无双》集中于家庭矛盾和共同事业对情感的修复，为现实增添了昂扬温暖的色彩。《白衣执甲》《共和国战疫》以详实的记录、令人信服的素材将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普及到网文群体中。《樱花依旧开》《酥扎小姐姐的非常朋友圈》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展现抗疫行动感召下普通人相互帮扶的生动面貌。《王谢堂前燕》映射我国诸多企业及时应变，最终从等待援助的弱者成长为组织救援的强者，颇有榜样意义，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李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当下网络文艺评论的学风出现了一些问题，对网络文艺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随意化、轻浮化、娱乐化；思想极端化和偏执化；对文本、知识、理论的浅阅读、浅理解与浅运用；学术会议举办过于追求规模化；青年学者的功利化倾向抬头。网络文艺评论更需要坚守学术初心，一要加强行业自律，重拾文艺评论的尊严；二要有“同情之理解”的建设性态度；三要网络文艺评论树立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朴实厚重的工作作风。青年文艺评论家要守得住寂寞，按捺住急于成名成家的渴望，不坠青云之志。归根到底，网络文艺评论需要守正创新，就要守住评论的初心，唯有如此，方得始终。
◆赵宜（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2017年以来网络电影“减量提质”的过程，是不断向电影和主流文艺观念靠拢的过程。一方面， 《电影产业促进法》与《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将网络电影纳入了电影产业的整体监管体系；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对主旋律类型及现实题材创作的探索，也为网络电影带来更丰富的类型与题材。
2020年的网络电影延续了近年来减量提质的发展惯性，而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影视行业的深刻影响，为网络电影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 。全球电影工业向网络平台加速流动的现实成为重要趋势，提出构建新旧媒介融合的内在需求。基于网络电影的媒介特性构建更具融合特征的影像生态，将成为全球电影工业的重要课题。
◆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网络文艺在2020年较为明显地展现了在国内、国际两个场域中的身影和作用：一方面，疫情以来线上生活的刚需使得以短视频、网剧、直播、游戏、网文等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成了民众普遍接受、普遍参与的主要内容，这让我们对数字经济的趋势和网络文艺的价值更加积极地看待，也期待它们能够在承担民间喜乐的同时树立正确价值观，探索规律多出精品。另一方面，国际上出于政治意图打压中国有影响力的网络文艺平台和软件，也在提醒我们，中国网络文艺所具有的软实力值得加强研究。事实上，短视频、网络文学的“出海”已成为更加全球化和普惠人类的新型文艺。我们的文艺研究和评论必须跟上，以事实为依据，做好网络文艺“双循环”这篇文章。
◆王犁（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教授）
“非常时期”纪实摄影在第一时间记录下空无一人的武汉街道，这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常态，杭州有一位摄影师也记录下了空无一人的西湖。相信多少年以后人们看到这些作品，不管在疫情震中的武汉还是几百公里外的西湖，虽然是相同的“空无一人” ，都会让我们想起庚子的春天，感受到艺术作品中说不清楚但震撼人心的力量。非常时期艺术表达的“为”“不为”以及“怎么为” ，直接体现艺术家自身的艺术素养和水平。“非常时期”虽然你有“为”的欲望，但你擅长的语言并不适合表达面对的内容，知道自己“不为”也是一种水平。
◆汪素芳（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摄影的本质和功能，从“作为技术”开始，经历了“作为艺术”的转向之后，在传播时代，正经历着“作为媒介”的深刻转向。现代传媒时代，便利的影像生产和传播成为摄影的主体和目的：影像作为信息介质，摄影作为视觉传播工具，媒介属性成为摄影的本质属性，传播价值成为其价值的根本和主流。非常时期，摄影作为视觉媒介，记录历史，鼓舞信心，在官方和民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我们更应反思摄影作为媒介面临的困境：摄影既充当规训最好用的媒介工具，同时也为反方借助强大的传播机制用以反制。影像的形象性、真假难辨和海量淹没，又对独立思考和判断造成冲击。
◆郑永为（沈阳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
文艺评论是网络时代的增长点，自媒体进一步放大了口碑效应，进而助推演出市场的整合与价值取向的分化。“网络+高铁”破除了区域演出市场的界限，全国性院线助推了优质剧目的全国巡演，促进艺术发展的高端区域以审美优势向全国拓展。舞台呈现的质量差异及包含交通成本、时间成本、出行风险的综合考量淡化了观众对票价的敏感。优质高价爆满，低质廉价冷清，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网络元素不仅作为一种场景和内容呈现于舞台，迭代思维、跨界思维等互联网思维也开始渗入艺术创作的更深层面。网络时代为舞台艺术生态的滋养和格局的拓展提供了机遇，面向全媒体时代的全生态链构建是回归同时也是突围。伴随演出市场的整合和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活态传承与静态展示，戏曲舞台与博物展馆，衍生文创的开发与收藏，有望成为舞台文化发展的新热点。
◆陶庆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是“非常时期”凸显文艺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线上”文艺成为我们必须直面与驾驭的一种文艺新形态。这其实要求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作为一种技术的网络如何改变文艺生产机制与文艺面貌。二是“网络”并不只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承载介质、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影响当代文艺的。作为一种技术的网络，以它强大的渗透力，与市场重塑生产方式的能力结合，更容易激发沉淀在社会各个层面创作主体的力量，以更少受限制的网络空间为平台，展开新的文体、新的题材、新的内容的各种尝试。三是网络作为一种文艺的新技术载体，以文学为出发点，不断地向影视、戏剧等传统艺术门类渗透。网剧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电视剧艺术形态的新的艺术特点，在节奏、时空、审美调性上都在对传统电视剧形成新的冲击。而戏剧作为一种独特的现场艺术，也必须认真面对网上传播。
◆颜全毅（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授）
面对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转换为戏剧书写，成为有质地、有筋骨的作品，还需要注意几个基本出发点。
一是“有感而发，以小见大” 。找到创作的特殊视角和情感切入点，见微知著，尽量避免泛泛而谈、司空见惯。戏曲创作不能操之过急，各种激动人心、感同身受、悲壮悲愤的情感，要提炼出戏剧性和戏剧情境来，才能转换为舞台形象。二是“扬长避短、出奇制胜” 。不同的艺术样式有各自的优长和缺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和事已经有大量新闻报道和纪实书写，戏曲乃至舞台剧创作与新闻记录相比，在即时性、真实感上有自身不足，但通过艺术想象、梦幻时空的处理，能给予题材更深远的意味和心灵感知。因此，疫情题材的戏曲创作，应寻求符合舞台剧长项的艺术表达，避免过于真实、新闻记录式的表达。特别要注意戏曲的丰富性，通过多样的剧种声腔特性和演员表演特色，放大戏曲艺术的魅力特色，让观众看到戏曲表现抗疫题材的独特张力。
◆丁莉丽（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教授）
李子柒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呈现，在疫情期间获得了更多的实践回应，为后疫情时代人生意义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方向。当曾经匮乏的时间在日常生活的填充中获得了另一种存在价值，进而唤起了更多人对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审美梦想的追求。李子柒的田园叙事对充满泥土清香的乡村美学呈现，跨越了以都市文明作为模板对乡村落后和猎奇表现的固定视角，是“审美现代性”立场的重要表征。
李子柒的“田园叙事”不但在日常生活的直播中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镜像，同时也为如何回答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启示和参照。李子柒短视频中的生活，对于李子柒而言，不是奢侈的田园牧歌，而是真实的生活存在，她的人生轨迹和生存状态为深陷“大城市放不下肉身，小城市安放不了灵魂”悖论中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后疫情时代，“某种秩序正在面临终结，而未来取决于此刻人类的选择” ，正在成为共识，李子柒的“田园叙事”中蕴涵的与自然合拍的人生状态，“慢速”生活理念，以及温柔敦厚的中国美学精神，在经历“现代性危机”后世界的重启中，理应有新的作为。
◆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在媒体融合主战场上，短视频的角色是“轻骑兵” 。它在媒体主战场中的表现与几十年前“报告文学”大不相同。除了表现形态与传播载体外，更在于时代语境发生了重大变迁。主流媒体生产的短视频要深入民众，赢得青睐，需要的已不是强烈的批判和战斗，而是全面展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其信息与精神需求，以此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激发媒体深度融合动力。这是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语境转化。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轻骑兵”在媒体融合主战场上的整体意义是通过有效的新闻实践，有效地描绘社会情感结构的基本图谱。这种描绘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主流媒体对社会大众情感和情绪的观察，判断社会的整体情感状况，使内容生产更具针对性；二是通过对广大自媒体的观察，调动他们参与主流媒体短视频创作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创造一种新的、更加积极的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
◆盖琪（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过度士绅化”的媒介女性话语旨在制造一种以“全球化时代的新女性”为核心的社会想象。表面上看，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新女性”社会地位更高，经济实力更强，生活和职业圈子更广阔，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时代更有话语权，但其遵循的仍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逻辑。她们以士绅化的、消费化的在场方式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女性的话语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议题乃至女性议题本身的讨论变得充满了装饰意味，难以真正进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就无法进行任何有结构性指向的反思。因此，我认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