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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康:文学研究与数学思想方法
发布时间:2022-5-26  浏览次数:623

陈大康:文学研究与数学思想方法

陈大康2022年03月23日08:22来源: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陈大康,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研究融合数学思想之研究”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面对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思想方法层面上可以相互借鉴,助推学科的发展。数学尤其如此。

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的历史可追溯得很久远,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就渗透了数理思想,南宋蔡沈有“数之体著于形,数之用妙于理”之语,清代陈梦雷则以“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作归纳。在西方,柏拉图称“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笛卡尔则言“数学是知识的工具,亦是其他知识工具的泉源”。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工业革命后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各自的知识体系,但它们都是人类了解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方式,都是为了把握客观世界中事物或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其间必然存在着共通性,这是它们思想方法可相互借鉴的基础。本文拟以文学研究的需求为例,说明借鉴数学思想与方法的必要性。

创作态势的数字刻画

以数量把握判断创作状况,是文学研究中运用数学的较简单例证。但过去往往只是了解某时段作品总数,据此固然可判断当时总体概况,更进一步较精细的统计,却能展示创作起伏态势,并使其间问题显化。如,嘉靖二十年(1541),讲史演义率先有新作问世,到万历末年已有作品21种,是最先形成的创作流派。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刊行,其后仿效之作接踵而出,到万历末年共有19种,于是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约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冯梦龙“三言”陆续刊行,标志着新流派拟话本的登场,到明亡时共有作品22种,而清初前半个世纪,属人情小说的才子佳人小说数量则为50种。这些数字变化表明,创作重心已从叙述古时帝王将相或天上神仙佛祖,逐渐转移至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随此转向,创作中独创成分也逐渐增强,拟话本中已开始出现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独创作品。这类作品篇幅从一回起步,逐渐递增,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篇幅一般已是十六至二十四回,而后递增势头仍在继续。它们按时间顺序形成递增数列,显示作者独创的驾驭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反映各时段、题材作品多少的数据组合,彰显了各流派创作随时间推移而呈现的盛衰起伏态势,以及创作重心向反映现实生活转移的趋势。它们之间互有联系,构成了一个可借此宏观把握通俗小说发展状态的运动系统。任何一部通俗小说都归属于某个数据,即在系统中有相对应位置,如果将某部作品硬置于非其归属的位置上,系统便会出现凸点。郑振铎在法国巴黎图书馆发现《吴江雪》时判其为明刊本,作品有“乙巳”题署,即万历三十三年。可是那个时间段里正风行讲史演义、神魔小说,《吴江雪》置于此处便孤零零地突兀而出。这部小说传回国内后,人们发现其内已称明为“前朝”,“乙巳”实为康熙四年,正是才子佳人小说盛兴之时。此例证明必要的统计与计算,确可助人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

模糊数学与误用排中律的争论

借鉴数学的思想方法,也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推进。《金瓶梅》是文人独创而成还是改编成书?争论持续了近二十年,相关论著有数十种之多。双方在争论中都使用排中律:要么独创,要么改编,两者必居其一,且两者仅居其一。双方拥有的论据都较扎实,为何结论却截然对立呢?

原来,“改编”与“独创”是一对内涵清晰而外延无明确边界的模糊概念,排中律只适用于内涵与外延都明确的精确概念。此处运用排中律就必然导致争论相持不下且无结果。明清通俗小说创作经历了由改编转向独创的历程,其间改编成分逐渐减弱,独创成分相应增多。万历中期以前,创作中改编成分占据优势,其作品一般归为改编,入清后创作已在整体上步入独创阶段。从万历末到明亡这几十年是创作从改编走向独创的重要过渡阶段,一些作品中改编与独创成分占比已大致相当,无法将其绝对归类,《金瓶梅》正问世于此时。

模糊或精确概念的重要区别,是其外延模糊,模糊数学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产生,其基本思想是对于含有相互对立的两种成分者,不能用排中律作绝对的是或否的判断,而是引入隶属度概念,具体分析并存于一体的相互对立的成分各含多少,在发展过程中又如何变化。以隶属度思想考察改编逐步过渡到独创的历程,人们就不会为一部作品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争论不休。辨析文学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可以发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外延不明确的模糊概念,如真实与虚构、典雅与通俗、轻靡与朴厚、远奥与浅显等,如果从一开始就以模糊数学思想作处理,研究便不至于偏向,也不会出现固执于排中律的无谓争论。

以量变完成质变的文学现象

突变论研究从一种稳定组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组态的现象和规律,指出突变与渐变都是事物实现质变的方式,该思想有助于文学语言领域一些现象的解释。如,初唐和盛唐国力强盛,诗歌创作也充满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或奋发精神。安史之乱后,诗歌创作中昂扬乐观的情调已不再见,呈现的则是反映人民苦难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里安史之乱是突变的节点。但不少变化中找不到突变点。如五言诗取代四言诗历时六百余年,四言诗创作逐渐减少,五言诗创作则相应地递增,量变贯穿始终,却未见突变点。若拘泥于须得渐进过程中断与飞跃方能完成质变之说,这样的文学现象就无从解释。

古体诗演变到近体诗的历程也同样如此。为增加艺术形式美感,南朝齐梁时诗人萌生运用声律的意识,“四声八病”或“永明体”就是这方面尝试的总结,而如何才能产生最好效果,则需要在创作中逐渐摸索,直到盛唐格律诗创作才定型并成为诗坛主流。几百年漫长历程中并没有渐进过程中断与飞跃的突变点,这也是以量变积累完成质变的例证。由此可见,文学语言领域的质变有渐变与突变两种形态。借用突变论理论表述:如果质变经历的中间过渡状态不稳定,它就是一个飞跃过程;如果中间状态稳定,它就是一个渐变过程。

学科交叉、文理交融是发展大势

不少数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方法都可助于文学研究的推进,如在大量无规则运动中发现规律的概率论,可以发现并用数字刻画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写作特征,这就为作者考证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其实不只是数学,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必要借鉴,同样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推进。

季羡林先生曾回忆说,1930年北大的入学国文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评论之”。当时曾有规定,北大文科学生必须学一门理科的课程。由于文科学生的借鉴是在方法论层面,无须学习理科的具体内容,后来此课程改为“科学方法”,相当于今日的通识课。他提出,“为了能适应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我劝文科的同学多学习点理科的内容”,他还以模糊数学等学科的影响为例,说明学科交叉与文理交融是“世界学术发展的新动向、新潮流。现在我们考虑学术问题和与学术有关的诸问题,都必须以此为大前提”。尽管这些话说于近三十年前,但对今日考察文学研究与数学思想方法的关系仍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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